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计算时限的法律思考

　　在审判实践中，对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计算到起诉之日；二是计算到裁判生效之日；三是计算到裁判文书中指定的履行期限；四是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这几种计算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对行为阶段不加区分地用违约金或利息等一种责任方式计算到某一期限。
　　上述各种方法均有一定道理，但又存在一定理论和实践缺憾。笔者以为，在不同的责任阶段应采用不同的责任方式：违约金应计算到裁判确定之日；利息计算至裁判文书指定的履行期内的实际给付之日；迟延履行金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某买卖合同为例，判决中对违约金、银行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严谨表述应分别为：⒈甲商场向乙公司支付电器款×××万元；⒉甲商场按日千分之×向乙公司承担从××××年×月×日至本判决确定（终审裁判可用“生效”）之日期限内的违约金×万元；⒊上列一、二项之款，限甲商场于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并从本判决确定之次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点一的利率承担至履行期内的实际给付日的银行利息。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加倍付息之规定办理。
　　现对该种计算和表述方法的合理性作一具体分析，并兼议其它计算方法的不足如下：
一、有利于公平界定义务人的法律责任
　　研究义务人承担的责任，须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对给付义务发生到终止各个阶段或时段的事实状态进行具体分析，以公平界定义务人承担的法律责任。
　　从合同确定的履行日经过诉讼直至义务人实际给付，其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表现为三个不同的责任阶段：一是从合同履行日到裁判确定日，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责任方式是违约金，责任幅度是合同约定的千分之几的违约金比例或法定的日万分之二点一；二是从裁判确定之次日到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满日，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责任方式是银行逾期还款的利息，责任幅度为日万分之二点一；三是从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满之次日至实际给付日，承担的是迟延责任，责任方式是迟延履行金，责任幅度是民诉法规定的加倍罚息，即日万分之四点二。后两个不同责任的时限计算，均应以实际给付日为终点。如某二审判决书指定义务人于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若义务人于第十日就给付完毕，则银行利息只能计至第十日。
　　上述分析表明，确定义务人的违约等责任应分清履行阶段，对其在不同阶段中的行为，分别确定不同的责任性质、方式和幅度。
　　当前，有相当一部分的裁判文书，不分阶段地采用一种责任形式把违约金等计算至裁判文书指定的履行期日或实际给付日，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构成了对义务人承担责任的不公平。因为从法律责任的性质分析，违约责任应终结于裁判确定之日，义务人在法律文书指定期限内未履行的行为就不属于违约行为，其承担责任的性质和幅度，只能是赔偿对方逾期还款的银行利息损失，而不能用违约金来替代。由于该赔偿利息的利率一般低于合同违约金比例，又略高于一般正常利息，这对权利人和义务人来讲，都是公平的。
二、有利于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违约行为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方损失的多少。就给付金钱的案件来说，只要违约方一天未履行给付义务，权利方的资金损失——利息就客观存在，也因未收回资金而无法进行其他经营活动，影响预期利益的实现。由于案件从起诉到判决，从一审到二审甚至再审，时间间隔相当长，有的甚至长达几年，如果不把审理期间的违约金和实际给付期间的利息损失分别计算进去，权利方的客观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就难以补偿和实现，这对无过错方无疑是极不公平的。
　　当前，有些裁判文书忽视权利人的损失是从合同履行日一直延续到义务人实际给付日止这一资金运行的实际状况，如前述第一种方法只把违约金计至起诉之日止；或者不考虑裁判确定或生效之日至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日这一阶段的银行利息。这样做显然损害了权利人的实际利益。
　　有学者为把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作如下辩解：作为原告的当事人在起诉时，把违约金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本着不诉不理的原则，法院当然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来确定违约金的止算期限。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具体分析。因为在现实中，原告对违约金计算至起诉时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多数或主要是为了明确诉讼标的额。由于原告无法确定案件审结的具体时间，也无法断定判决生效后何时能实际履行，其对违约金的计算当然只能算至起诉之日。当然，也存在原告人权利意识不强或主观上疏忽的情况；有的则是寄希望法院能在短期内审结并迅速执行而不过分计较。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要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当事人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审理期间违约金追究的，就应当予以计算，不能片面认为原告方已放弃了权利。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5月4日作出的（1987）法经上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就是一份把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的民事判决。该判决第四项确定当事人“按原判决增付给对方上诉期间（自1987年2月16日起至1988年5月4日止计444天）延期付款的滞纳金”。这一做法值得称道。
　　也有学者主张对裁判确定或生效之日至文书指定履行期日这一时段的银行利息不予考虑，其理由根据是：这是法律确认或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给予义务人的履行宽限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首先，给义务人履行的宽限期，应只限于时间上的权利，而不能延伸到资金利益上。其次，资金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不由义务人承担，就归权利人承担，而将责任分配给无过错的权利方是不合理的。再次，现行合同法未再沿用原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有关宽限期的提法，失去了法律基础。最后，当前许多裁判文书中的宽限期超过了十日，有的长达数月。如最高人民法院（1995）经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则确定了“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付清”的履行期。由于送达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这里的六个月实际上可能远远超过六个月。如此过长的时间而不计算银行利息，则会加重权利人的利息损失。因此，该号文书明确判决义务人“支付450万元本金从1994年9月起至给付之日的利息和加息”。避免了不合理因素。
三、有利于准确计算违约金的数额
　　违约金的数额确定之后，义务人不即日给付或不在指定期间内履行，该数额则成为计算银行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基数。故违约金应在裁判作出时明确具体数额，而不是在裁判中抽象地告知计算方法或公式。对违约金计算至裁判确定之日，而不采用前述的第二种方法计算到裁决生效之日，也是为了保证数额计算上的准确性、明确性。
　　由于裁判确定之日是不变之日，即法律文书署明的具体日期，是明确无误、确定不变的时间概念。以此为时限，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违约金的具体数额，确定义务人的违约责任，而判决生效之日会因审级不同而确定性不明。就二审裁判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书而言，裁判确定之日与裁判生效之日是同一的，二者在时间概念上只是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已，但就一审裁判文书来讲，二者则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可以说，一审裁判的生效时间，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不确定的时间概念。因为一审民事判决的生效时间，上诉的案件生效日取决于二审裁判，不上诉的案件则取决于上诉期满。而上诉期满的实际时限并非文书确定的15日，且15日又需以裁判文书送达之次日起计，送达之日又须依最后一方收到文书的当事人签收为准。遇到集团诉讼案件送达或公告送达的，计算则更为麻烦，生效时间更不具体。以致在裁判确定或制作法律文书时，对实际生效时间无法确定。故以此来计算违约金数额是无法具体明确的。二审裁判文书的生效时间虽然明确，但若二审是维持原判的，那么违约金计算的时间还得回转到一审判决有抽象计算公式上去，这样做，不仅计算复杂，还易漏计二审期间的违约金。所以说，把判决生效之日作为计算违约金时限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由于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履行期内的银行利息和履行期外的迟延金都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保证了计算时间的起止分明，计算比例和幅度一清二楚，使义务人承担的责任数额明确具体，避免在履行时可能发生的计算争议，便于案件的履行和执行。
四、有利于敦促义务人自觉履行裁判义务
　　裁判确定之次日后的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由于这时银行利息是比照逾期付款的银行最高利率确定的，具有一定的处罚性质，其责任幅度高于银行的正常贷款利息，客观上起到了敦促债务人早日履行裁判义务的作用。如果只计算到裁判确定或生效之日，而生效后的履行期里不产生任何经济责任，相反还能占到便宜，那么利益会驱使债务人想方设法地故意拖延给付义务，直至期满的最后一日，使裁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执行。同样，如果利息在履行期内不计至实际给付之日，而是算至裁判文书指定履行期的最后一日，这除了对义务人不公平，同样会影响其履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利息已计至最后一日，早还也不能减轻责任，哪还有及时履行的经济价值和动力呢？有学者认为，此时义务人若不履行，则可能承担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加倍支付延迟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责任。笔者觉得这一观点同样混淆了前述不同阶段中的责任性质，因为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只适用于逾期不履行，而不能针对履行期内的拖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