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鼎鉴律师事务所 律师 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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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从始至终充满了戏剧性，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不断有意外出现。先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反水把他的辩护律师李庄送进了看守所，接着是律师变囚徒的李庄在二审法庭上突然认罪，使他的辩护人陷于尴尬，一头雾水，再后来是二审法院宣告判决后，李庄抢过话筒大呼上当，说其认罪为假，是公检机关诱惑使然，公检曾许诺如其认罪，就建议缓刑，结果是仍判了一年半的徒刑，监狱生崖临头，使李庄大感吃亏上当，不禁愤然喊出幕后交易的内情。这使人不禁联想到龚刚模的立功行为是否也有幕后交易之嫌？否则龚的态度怎么会有那么大变化？但龚刚模以无期徒刑 结案，免于一死，背后的故事也就成了迷，如果李庄如约兑现被判缓刑，我们也许就听不到他喊出的内情了。
“控辩交易”出自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在穷尽一切手段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的怀疑，却又不能将案件办成铁案，只好用降低或免除刑罚换取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承诺。
控辩交易的好处是，可以大大节省司法资源，在美国，一个大的刑事案件从调查到审判结束，往往要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的费用。我国刑法规定疑罪从无，即如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就不能成立，只能按无罪处理，这就很可能使罪犯逃脱法律制裁，如果通过控辩交易，以减轻刑罚为条件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至少能使罪犯受到较轻一些的处罚，使正义能实现一部分，“半个面包虽然不如一个好，但总比没有强”；有些难以查清事实而久拖不决的案件可以早点结案，犯罪嫌疑人也可早点尘埃落定，受害人可以早点得到慰籍和赔偿，司法机关也可以腾出经费处理更多的案件。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确认了控辩交易的合法性，之后据报导美国85%以上案件采用了控辩交易，随后，意、英等国也先后确立了控辩交易制度，可见，控辩交易制度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因为目前我国法律上没有确立控辩交易制度，而客观上控辩双方对此都有需求。对控方来说，如果能搜集到的证据不足以定罪，而案件必须有个结果，虽然可以不起诉，可以疑罪从无，但总归是以控方错误为结论，面子上不好看，可能还有扣发奖金，国家赔偿的不利后果；尤其是公众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更不好众目睽睽之下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来了结此案，如果与犯罪嫌疑人有个协议，承诺给一个轻一点的处罚，使之放弃死不认罪的态度，并配合取证，使案犯得以定罪量刑，对大众有个过得去的交代；对犯罪嫌疑人来说，面对强势控方，度日如年，而且多少也有些疑为犯罪的证据在控方手里，死杠下去前景莫测，接受协议换得一个能接受的结果，尤其是如果能获得缓刑，免去牢狱之苦，更不失为上策。所以，控辩交易往往是双赢，往往一拍即合，故无论法律上是否确认控辩交易，实务中都是难挡其存在的，只不过因无法律依据只能暗中进行。既然如此，能否通过立法使幕后控辩交易合法化、公开化、规范化，可监督化？
但控辩交易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导致司法腐败，钱权交易，使公法私法化，使案件事实真相不明，这些弊端在美国也遭到广泛质疑，1973年，阿拉斯加州检察长就曾命令全州所有检察官停止参加辩诉交易，“全国刑事审判标准及目标咨询委员会”还在全国呼吁争取在1978年之前废除辩诉交易，尽管如此，美国至今并未放弃此项制度。
对于我们这个刚刚向法制社会起步的国家，控辩交易更可能导致许多无法预料的弊端，比如，司法机关可能承诺交钱就能轻判，或滥用认罪就能轻判来减轻自己的举证负担，还可能以轻判为筹码，诱使犯罪嫌疑人作虚假认罪或伪证，使无辜之人获罪，这将导致司法过程成为私下交易的黑市，更无司法清明可言；对于我们这个成文法国家，控辩交易还可能使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比如李庄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刑法306条的犯罪，本来控辩双方是有争论余地的，但李庄为了得到缓刑马上放弃辩驳低头认罪，使罪与非罪并没有从争辩中得以澄清。
因此，一方面是在我国存在控辩交易的需要和现实存在，客观上要求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使控辩交易法律化又会给司法腐败打开方便之门，这是一个两难，能否通过具体制度上的周密设计防止不可容忍的弊端出现？
2010年3月15日
